三、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发行业

“一点通”显示大神通

――天津图书馆《环渤海一点通》引出的话题

中国文化报记者  粟丹

经过了周密策划和大量的专业劳动，天津图书馆于去年推出了我国首张以跨省、市区宏观区域经济巨量实用信息为内容的光盘《环渤海一点通》，受到环渤海经济区用户的广泛好评，从而树立了图书馆业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深层信息服务的良好范例。

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经济区，是我国跨世纪经济发展新的生长点之一，也是东北亚及太平洋西岸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

《环渤海一点通》的策划，就是立足于为这一跨省、市、区宏观区域经济建设服务的高度，抓住前沿课题，从而产生出重大的信息价值。天津图书馆馆长陆行素在介绍《环渤海一点通》的设计思想时强调：各类信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信息的特点是数量庞大、分布广泛，难以搜集、整理和利用，因此，必须根据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定位“一点通”的开发方向：要真正对环渤海经济区发展起到帮助决策和提供研究的目的；注重运行有效、挖掘深层信息价值。为此，制定了对各种信息源筛选标引的编辑方案，坚持“面向用户需求原则进行资料采编和软件设计，并以此原则设计了多种查询形式，使用户可以任意在不同类型信息之间跳转，真正实现信息查询一点即通“。

“一点通”核心数据库内容覆盖了环渤海近10年来跨行业多类别信息，提供了该地区七省市自治区和黄河三角洲的30多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资源情况，特别是投资热点，还有百万字说明文档、10万家企业查询和视频录像、中央决策信息、论文检索信息等等。

信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信息产生和存在的意义，在于可以被充分有效地利用。铺天盖地的信息，使人目不暇接，在给用户带来喜悦的同时，更多的是困惑迷茫。近年来，不少图书馆开发馆藏信息，为读者提供二次文献，但开展较多的仍是剪报信息服务、信息资料代查等。这虽然也有其一定的价值和效益，然而整体服务水平是浅层次的，文献信息开发面窄，力度不够，利用率低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摆脱杂乱信息的包围，解除利用信息的烦恼和困难，让用户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必须对信息进行科学系统而又深入具体的加工和提取，正如天津图书馆所做的。

有关专家指出：天津图书馆推出的《环渤海一点通》，是信息深层加工和精粹加工的范例。这种加工，为用户排除了干扰，消除了“噪音”，因为它对大量信息进行鉴选、节录、重组，使信息精确化、系统化，重新定位了原生信息，因而不仅解决了信息众多与用户利用的矛盾，而且可以满足用户最需要的重点信息。有关专家特别强调，进行这种信息深、精加工，最重要的是像“一点通”那样建立精深信息鉴评标准体系，首先明确特定用户对象，弄清所加工信息是为什么种类、哪个层次的用户服务，其次还要明确用户的目的，然后从时效性、权威性、参考性几个方面建立标准。只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向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出了“一点通”这样越来越精深的信息产品，才意味着传统图书馆真正向现代图书馆转化，图书馆的产业开发和服务才能赢得越来越大的市场。

海宁新华书店为农民开设“图书订单”

沈达

近年来，浙江省海宁市新华书店根据农村实际，一方面与市供销社紧密合作，采取“市店补一点，供销部贴一点，乡镇书店承包人出一点”的办法，下大力在每个乡镇建好一个书店，扩大了1／3书店的营业面积，图书品种增加了2000多种。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百县农村图书发行先进单位”。

长期以来，浙江省海宁市新华书店始终把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当做一件大事来抓，针对农村读者较难买到一些特殊用途书籍的情况，他们充分利用与全国出版系统信息联络优势，专门为农民设立“图书订单”，既为农民推荐重点图书，又接受农民特殊征订。为此，市店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农村图书专职发行部，投资7万多元配备了一辆下乡送书车，明确规定农村专职图书发行员每年下乡不少于36次。同时，除市店接受农民征订图书以外，还将乡镇书店列为接受农民“图书订单”第一线，随时接受农民征订图书。谈桥乡是海宁市重要水果生产基地。去年11月，全乡有100多名农民到乡书店要求征订《梨树栽培生产技术》一书。市店接到订单后，立即组织人员到杭州和上海组织书源，及时将书送到了果农手中。

海宁市新华书店为农民开设的“图书订单”，不但接受单册金额较高书征订或批量订货，对几元钱一册图书的订单也同样认真接待。

让博物馆“富”起来

――中国历史博物馆寻找经营新思路

中国文化报记者  陆璐

作为集收藏、展示、保护和考古等职能于一体的国家级大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每年得到政府下拨的事业经费只有500万元左右，难以支付巨大的支出。这就迫使其在自身的管理和经营上下功夫，寻求新思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尝试将博物馆工作全面向社会推进，其思路和措施是：

开拓两个市场，即社会捐赠市场和文化商品市场。该馆于1998年12月至1999年7月举行的“20世纪书画作品”征集活动，就是对社会捐赠市场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们尝试利用社会捐助力量搞国家收藏的新思路。经过广泛宣传和扎实工作，逐渐获得在世著名画家和已故著名画家的家属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征集活动进展。

中国历史博物馆开拓的文化商品市场就是发展如下3种商品：

（一）发挥馆藏优势，把展览作为商品推向社会。如把馆藏文物按不同的项目组成专题展览到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展出，既可获得一部分商业回报，又可扩大博物馆的知名度，弘扬祖国文化。他们还注意发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龙头作用，与其他博物馆联合办展。去年，他们首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深受欢迎，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4月份，他们将与其他几个地方博物馆联合在日本举办“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展”。在内地，除馆藏陈列外，他们从过去只靠国家拨款，只重社会效益，不讲投入产出，到自筹资金，既讲社会效益也讲经济效益，尝试以商业运作方式举办高水准的文物精品展。

（二）把展厅作为商品推向市场。在保持展览高规格、高层次的前提下，收取一定数量的场租费，逐步拓宽博物馆的办展思路。这一尝试已初见成效，其展厅管理收入从1997年的2．4万元上升到1998年的80多万元。他们还注意盘活国有资产，充分发挥馆里闲置设备的作用。将堆满杂物的高档报告厅清理出来，组织学术报告会和开新闻发布会，以及为观众开办讲座，放映幻灯、录像等。展厅走廊准备办成商业性的画廊。

（三）开发有历史博物馆特色的文化商品。如礼品、旅游纪念品，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文化含量的商品以及有收藏价值的限量仿真品等。

针对每年都有一些来宾点名要求观赏库存珍贵文物，而文物在搬运过程中极易造成损坏，为了合理利用这部分资源，他们准备尝试采取专家主持人负责制，开办一个高规格、高水平、高价位、小型的文物精品展厅，面向事实上已存在的高消费阶层，如文物收藏爱好者、企业家和国外游客等，前期市场调查前景颇为看好。

新的一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将采取以下改革措施：对内进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对外加强面向市场的操作能力；征集馆徽，扩大影响，树立形象；恢复“历博之友”机构，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进行专用标志注册，创造历博名牌，搞自己的商品；建立历博图书资料信息中心，对外联网、对内上网，把全国文物信息集中起来，形成集团优势。

坚持有效保护与适度开发，绍兴为文物旅游开良方

高军

去年6月，绍兴市委、市政府对市级文化旅游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组建了绍兴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绍兴市文物管理处更名为绍兴市文物管理局，实行合署办公。

旅游管理部门以此次管理体制调整为契机，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加强制度规范。要通过改革，使从事景点开发建设的文化旅游公司与履行文物管理职责的文物局形成“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合力，不断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文物保护体制。有效协调文物景点建设和保护的关系。二是强化队伍建设。通过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中层干部竞聘、管理人员双向选择制度。三是赢得经济支撑。利用文物传承历史、服务现实、启迪未来的功能，积极发展文物旅游，通过模拟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进一步规范事业法人治理结构，促使文物景点加强自身建设，扩大接待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为实现上述目的，在加大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完善文保“四有”工作、强化安全防范措施的同时，确保国家文物的安全，盘活历史文化的存量，扩大历史文化的增量，赋予历史文化名城以时代的内容。对文物资源进行适度开发，并采取如下三项举措：首先，坚持特色搞开发。围绕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一绍兴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优势，进一步发掘和物化人文景观的内涵，做深做透鲁迅、兰亭、大禹陵的文章，精心规划和建设八字桥水乡风情保护区等。

其次，保证质量创精品。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要求，深层次地挖掘历史文化内涵，继承和丰富文物资源的精华，有效地拓展文物景点的外延，着力避免粗制滥造。

第三，选准载体出效益。通过文物资源的适度开发建设来实施文物旅游，是文物合理利用、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有效途径。我们不仅要以文物所蕴含的历史、科学价值吸引游客，使人们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启迪智慧、振奋精神；而且还要实现文物保护和旅游事业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如采用“修旧如旧”的方法全面修复的周恩来祖居，以伟人的风采吸引中外参观者纷至沓来，已成为古城文物旅游的又一亮点。目前，规划中的“周恩来祖居二期工程”，确定投资2500万元，旨在通过绍兴周恩来纪念馆的配套建设，真正使祖居、故居、纪念馆达到三位一体，以进一步弘扬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精神，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科研与市场相结合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走上良性循环轨道

李小宁

国家对科研院所体制与拨款制度的改革，使公益性科研单位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这种形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班子通过深入分析本所的实际情况，提出转换机制，由单纯科研型转向科研经营型，利用本所文物保护科研优势和古建筑设计一技之长，积极兴办经济实体，探索“一所两制”的模式，开展技术经营活动，使研究所部分科研业务与市场经营紧密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转换内部机制，重视人才开发

199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原浙江省古建筑维修技术中心，改建为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并取得了专业乙级设计资质，从而使本所的业务范围由单纯的文物维修设计拓展到可从事仿古建筑设计。由所里的文物保护研究室、古建筑设计研究室与古建院合署办公，一套人、两块牌子，对内承担文物保护、古建研究等公益性业务，对外面向设计市场，承接仿古建筑设计任务。

研究所建立了成本核算与激励机制，把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业务成本作为任务指标，实行多劳多得，多盈利多收入。研究所重视人才开发，提倡“岗位成才”，强调一专多能，对职工进行岗位培训和知识、技能更新。要求从事建筑设计的专业人员也能做规划设计；从事规划、结构设计的也具备建筑设计的能力；从事建筑结构设计的兼做工程预算，增加应变能力，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时，根据业务发展和专业调整的要求，积极引进建筑学、城市规划、建筑结构等急需人才，使专业、人才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和配套。

延伸主业，拓宽市场

研究所把调整业务方向和专业结构与延伸主业、开展市场经营紧密结合为古建院内涵性发展的重要步骤。在保证主业的前提下，一方面瞄准仿古建筑设计市场，凭借古建院的一技之长，积极参与竞争，将技术优势融入设计市场；另一方面，积极捕捉市场信息，努力拓展业务范围，开发文物、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工作。浙江省有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一个极有潜力的市场。研究所借用“外脑”和技术力量，优势互补，与浙大建筑系合作，先后承担了兰溪长乐村、浦江郑宅、苍南蒲壮所城等设计项目。并逐步将业务范围扩大到民用建筑方面，面向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等文化设施建筑设计市场。

科研业务与市场经营相结合

研究所选择文物保护规划作为文物保护专业的发展方向和古建院主要业务之一。

通过文物保护规划工作，研究所达到了3个目的：一是把文物保护工作与经济建设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并把文物保护纳入城乡建设规划，使二者协调发展。二是探索更为有效的保护方法，把文物保护从单纯对文物本体的保护扩展到整体保护，努力发掘文物的潜在价值，把有效保护与合理使用紧密结合起来。三是扩大文物保护工作的业务范围，培养文物保护规划人才，增强创收能力，弥补文保业务经费的不足。

江苏美术出版社开发西部文化资源棋先一着

晓辛  张辉冠

与西部文博、美术、出版等部门已有10多年合作历史的江苏美术出版社，近期又有一批旨在表现西部悠久历史文化的新选题投入运作。

此前，该社相继策划并出版了《敦煌》、《黄河彩陶》、《中国民间美术》等一批填补出版空白、具有较高艺术和学术价值的图书。源自中西部美术出版资源开发而创制的《敦煌石窟艺术》、《老房子》、《中国砖铭》等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或提名奖，为合作双方带来丰厚收益。坚持互补共进、互惠双赢，是该社西部开发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该社每年都要派人深入西部省区考察文化出版资源，全社先后有3名编审、3名副编审和10多名中青年编辑，参与了西部文化资源调查、选题策划和合作项目的编辑设计工作。该社在开发西部美术出版资源的实践中，力求克服短期行为和“高投入、低产出”的通病，在运作中促进合作双方的互惠双嬴。首先注重合作项目的多层次开发。如在敦煌艺术文献的出版上，在相继完成几种大型画册的编辑出版后，又在征得甘肃敦煌研究院同意的基础上，分别编选了中型旅游画册《敦煌艺术精选》和旅游纪念品《敦煌壁画》明信片，出版后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去年，该社与日本文化学园出版社达成《敦煌石窟艺术》一书的出版权转让协议，按协议日方向甘肃敦煌研究院和该社支付版税。据不完全统计，敦煌研究院已累计从《敦煌石窟艺术》的出版中获得总额约50万元的净收益。